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：从武汉出土文物看千年江城变迁

何以(yǐ)(héyǐ)江城？答案就藏在奔涌的(de)长江里。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，长江日报记者探访考古、历史及古建(gǔjiàn)专家，解码武汉如何从“九省通衢”的地理枢纽，成长为长江文明的重要(zhòngyào)见证者与参与者。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以武汉文物为线索，系统梳理了从商周至明清时期武汉在长江文明中的历史坐标(zuòbiāo)，揭示文物背后长江贸易、文化融合与城市演进的深层脉络。 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(zūn)。 青铜器里的长江文明(wénmíng)源头： 盘龙城(pánlóngchéng)与商王朝的南方经略 “武汉的城市史，可以从一(yī)件青铜器讲起。”任晓飞首先向记者介绍了出土(chūtǔ)于黄陂王家嘴墓地的兽面纹十字孔青铜尊。这件商代礼器肩部夔纹凌厉，腹部兽面威严，其铸造工艺与中原青铜器一脉相承，却蕴含江汉地域的独特审美。“它不仅展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独特审美，也(yě)实证了这一区域在商王朝(wángcháo)南土(nántǔ)战略中的重要地位。” 这件青铜尊的发现地(dì)——盘龙城遗址，将武汉的城市(chéngshì)历史追溯到了3500年前(niánqián)。作为长江流域(chángjiāngliúyù)迄今发现保存(bǎocún)最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，夯土城垣、宫殿基址、玉器、青铜器等遗存表明，盘龙城并非边陲之地，而是商王朝精心经营的南方据点，标志着武汉地区已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网络。 任晓飞特别提到“玉戈之王”——出土于李家嘴3号墓，长达94厘米的大玉戈：“这件器物不仅体现了巫礼文化对(duì)权力的象征(xiàngzhēng)需求，也昭示了盘龙城主人在王朝(wángcháo)体系中的特殊身份。”而杨家湾(yángjiāwān)17号墓出土的金片绿松石镶嵌(xiāngqiàn)龙形器，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金玉嵌饰之一，其夔龙形制、工艺构思(gòusī)与中原文化密切相关，进一步证明了商代王权、工艺与信仰已深入江汉地区。 长江防御与漕运体系下的(de)城市转型 随着历史(lìshǐ)演进，武汉的战略价值(jiàzhí)在三国时期(shíqī)凸显。孙权筑夏口城（今武昌蛇山），将其纳入东吴江防体系。黄陂滠口出土的青瓷坞堡，生动还原了当时的军事聚落形态。“围墙(wéiqiáng)、角楼、谷仓的细节，说明(shuōmíng)这里已是具备自给能力的区域性中心。”任晓飞分析道。洪山石咀铜弩机上的铭文则更具戏剧性——“郎吏缪曜私弩、将军郑贵私弩、将军赵濯私弩”，三人曾先后掌控此弩。“一件兵器串联起(qǐ)三国人物浮沉，也折射出武汉作为(zuòwéi)兵家必争之地的历史宿命。” 至隋唐时期，武汉因漕运勃兴迎来转型(zhuǎnxíng)。李白“江城五月落梅花”的诗句，赋予武汉“江城”的文化标识，武汉博物馆展出(zhǎnchū)的一件件唐代人物(rénwù)陶俑(yǒng)则勾勒出市井繁华。“胡人俑、武士俑、仕女俑同出，说明唐代武汉已是多元文化交汇的港口城市。”任晓飞指出，安史之乱后，江汉漕运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，鄂州节度使牛僧孺(niúsēngrú)重修城垣、统辖两岸(liǎngàn)，为后世“三镇一体”奠定基础。 长江贸易网络中的(de)武汉角色 宋代是武汉枢纽地位确立的(de)(de)关键期(guānjiànqī)。湖泗窑出土的宋影青釉“瓜棱执壶”，以其温润釉色颠覆了“湖北(húběi)无宋瓷”的认知。“这些瓷器通过长江水系远销各地，证明本地手工业已深度融入长江贸易网络。”任晓飞强调。南宋时，鄂州更因岳飞驻军和湖广总领(zǒnglǐng)所的设立，成为统筹数路财赋的军政中心。“货币流通与官署遗迹显示，武汉已从军事要塞转型(zhuǎnxíng)为经济枢纽。” 明清时期，武汉三镇格局最终定型。明末清初的《江汉揽胜图(tú)》以恢宏笔触记录了这一巅峰：武昌城楼巍峨(wēié)，汉阳码头繁忙，汉口商船云集。二妃山明楚王墓出土的成化(chénghuà)蓝釉执壶、青花(qīnghuā)龙纹碗(wǎn)等器物，则揭示了王府贵族对长江流域奢侈品的消费能力。“汉口在明代中后期崛起为(wèi)‘楚中第一繁盛处’，正是长江贸易推动城市功能分化的结果 。” 文物里的长江文明(wénmíng)启示： 开放与融合的永恒(yǒnghéng)主题 回顾武汉文物呈现的长江文明史，任晓飞总结出三大鲜明特质：首先是枢纽性(xìng)，从(cóng)商代铜矿运输到明清漕粮贸易，武汉始终是长江流域资源流通的关键节点，承担着连接南北、贯通东西的重要使命；其次是包容性，三国时期的青瓷坞堡、唐代胡人俑、宋代(sòngdài)影青瓷等文物，生动展现(zhǎnxiàn)了不同文化在这片土地上(shàng)相互影响、融合共生的历史进程；最后是创新性，无论是盘龙城青铜器对中原工艺(gōngyì)的本土化改造，还是湖泗窑独创(dúchuàng)的瓷器技术，都彰显(zhāngxiǎn)出长江先民在吸收外来文明基础上勇于创新的精神特质。这三个(sāngè)特质共同构成了武汉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内涵。 “《江汉揽胜图》中穿梭的(de)帆影，与今天长江航运的巨轮(jùlún)遥相呼应。”任晓飞说，“文物告诉我们，武汉的基因里始终流淌着开放与变革的血液，这正是长江文明千年不衰的密码(mìmǎ)。” 从商周青铜到明清(míngqīng)瓷画，武汉的文物犹如(yóurú)一把钥匙，解锁了(le)长江文明从萌芽到鼎盛的历史进程。在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背景(bèijǐng)下，这些物证不仅诠释着“江城”的独特魅力，更为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。 （长江日报记者(jìzhě)樊友寒）